編者按：《首都醫(yī)科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曾發(fā)表吳老《成長的體會》一文，但比較簡略。現(xiàn)刊登吳老秘書趙北海先生提供的一個非常詳盡的文本，可睹吳老為學、為人、工作諸多方面。
在一生的學習和工作中，我有幾次鮮明的轉折。50年代以來曾多次回顧自己的經歷，所以對自己的成長過程比較清楚。80年代之后，為了扶植青年朋友更快成長，進一步剖析自我成長過程，認識似乎又深入一層，并且感到自己仍在成長之中。
早年經歷
我六歲左右開始坐在父親辦公桌旁閱讀《史記.項羽本紀》，看《三國演義》。沒有進過小學，在家塾中讀《四書》，同時也學英語和算術。雖然啟蒙較早，但在中學、大學，直到21歲在協(xié)和醫(yī)學院讀三年級時，可以說我在學習上還沒有“開竅”，始終是一名成績平平的學生。總的說對學習沒有多大興趣，不勤奮。在學習期間，雖然我自認為掌握了應學的內容，但由于不喜歡死記硬背，分數(shù)始終不高，我很看不慣讀死書的同學，甚至捉弄他們。1939年因患腎結核病，做腎切除手術后休養(yǎng)了將近半年。休學期間讀了一點內科學書籍，并閱讀了兩本外科學家的傳略。當時自己已決定將來做一名外科醫(yī)生。進入臨床學習階段，開始接觸病人，我學習興趣陡增，三年級結束時，我被學校評為全班兩名優(yōu)秀生之一。我對獲得榮譽雖然高興，但對學習上起變化的因素當時并不清楚。后來從回顧中我才逐漸意識到那年是我學習過程中的第一個轉折，是我成長的開始。三年級開始接觸病人，發(fā)現(xiàn)自己什么都不會，而比自己高一二班的同學卻有解決病人實際問題的能力。當時離畢業(yè)只有兩年多時間了，心里很著急。回想起來，我學醫(yī)還是父親的決定。他深知在舊社會就業(yè)是很難的，因此只能靠本領吃飯，惟有學科學才有出路。他認為最好的職業(yè)是醫(yī)生，因為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有病人，絕不會失業(yè)。他說：“只有到北京協(xié)和醫(yī)學院去讀書，才能做個好醫(yī)生。”他說服了我姐夫陳舜名和哥哥吳瑞萍報考協(xié)和，他們分別在
1927年和1933年畢業(yè)，獲得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醫(yī)學博士學位。我中學畢業(yè)后也就很自然地走上了學醫(yī)的道路。父親要我們做個好醫(yī)生，這個要求雖然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卻沒有在我中學、大學的學習中起作用，直到協(xié)和三年級，認識到自己缺乏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時候，學本領、做好醫(yī)生才成了我的自覺要求，成了努力學習的動力。
我學習中的第一個轉折就是從“學本領”開始的。這樣，不論是在病房見習，還是聽課、讀書，我都懷著學本領的目的去進行。這里又要提到父親的教育了，記得他在飯桌上經常把他在工作中遇到的難題和他的處理方法講給孩子們聽，并且后來還把過去談過事情的結局，成敗的原因實實在在的講出來。我對父親的崇拜逐漸加深，特別佩服他善于動腦筋，把他看成諸葛亮，料
事如神。思考的重要性也就是在那時，深深地印在腦子里。這一年為了學本領，臨床中所見所聞，教師和上級醫(yī)生的言談舉止，都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思考，總希望從他們那里學到本領。協(xié)和有很多著名的醫(yī)學家和杰出的醫(yī)生。其中我最佩服荷蘭籍內科教授司乃博（Isidore Snapper）。他學識淵博、觀察敏銳，分析問題絲絲入扣。三年級內科見習結束時要通過臨床實踐進行面試。司乃博教授要求我對指定病人進行體檢并談出自己的診治意見。他隨著我的報告，層層深入地提出問題，我一一作答。這次面試對我的臨床分析能力有很大提高。他給了我很高的分數(shù)，并且說了贊揚的話。三四年級時我盡量參加學校的各種學術活動，包括教師的學術討論。雖然有不少具體內容我還不甚理解，但卻受到了科學討論的熏陶，開始懂得如何作學術報告，如何參與討論。這些活動雖不要求學生參加，但對全體學生是開放的，參加的學生不多，我卻覺得收益很大。
1941年6月，我在四年級學習將結束時，司乃博教授在應屆畢業(yè)典禮上作了《有準備的頭腦》的精彩報告。我作為畢業(yè)典禮的“學生司儀”（低一屆學生的榮譽職務）和畢業(yè)生一起聽了他的報告。他的報告題目來自微生物學奠基人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名言：“在觀察事物之際，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他的報告使我進一步理解思考的重要性。只有認真總結經驗并應用于實際，才能在以后的實踐中取得更多的經驗。這對我在實習醫(yī)生和住院醫(yī)生階段如何進行臨床工作產生很大影響。以診治急性闌尾炎患者為例，通過每一位患者診治的實踐，都可獲得一些經驗。經過幾例診治之后，我感到闌尾炎的臨床表現(xiàn)、病理改變、手術難度常有不小差異。手術時有的患者很容易顯露闌尾，而另一些患者則難于顯露。在這種初步認識的基礎上，我在診斷上給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不滿足或停留在“急性闌尾炎”的簡單診斷上，而在術前盡量分析炎癥的程度，腹膜腔內的反應，闌尾內有無糞石，闌尾的具體位置等。我在病歷記錄中，對上述問題提出明確看法和根據。為了達到這種要求，在采取病史、體格檢查、臨床分析時，就必須更加細致周到。同是一個病例，有意識的對待后，所取得的經驗就遠多于簡單的“急性闌尾炎”的診斷。我想這樣做，符合巴斯德所說：“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的精神。這僅僅是一個例子，類似的情況在臨床工作中還有很多。我們都知道在診斷腫瘤時，要鑒別其為良性、惡性，要注意有無轉移；但實際上這還不夠，還應更明確：屬于某一種細胞的癌瘤，細胞分化程度，臨床期別，浸潤程度等。當然許多問題事先尚難肯定，但要養(yǎng)成深入考慮的習慣。有同樣實踐機會的人，所獲經驗可能大不相同。我在做住院醫(yī)生階段時形成了這樣一個看法，即：剛畢業(yè)一兩年時由于臨床實踐還很少，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肯定低于早畢業(yè)者；但如果肯努力，畢業(yè)五年之后有些人就可能超過畢業(yè)十年者。有了這種“雄心壯志”，確實能起到督促自己更快成長的作用。
實踐、思考、知識的結合
“學本領”是我成長的開始。1939年以來我對學本領的體會也逐漸加深，并在教學工作中努力幫助學生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但對如何才能學到本領，則是到80年代才開始有一個從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認識。我的結論是：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來自實踐、思考、知識三者的結合。實踐是第一位的，只能通過實踐學到本領。有了豐富的臨床實踐，對于自己尚不掌握的知識雖可有
相當?shù)睦斫猓绮煌ㄟ^運用仍難掌握和發(fā)展這種知識。
實踐出真知是千真萬確的。但是有同樣實踐機會的人，能力卻大不相同，關鍵是如何對待實踐，能否做到實踐與思考結合。前面所舉的例子具體的說明了思考的重要性。在實踐第一的前提下必須學會認真思考，在實踐前、中、后認真思考。我認為重視思考是我國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用異常豐富的詞匯來表達和強調思考，如：思量、思索、考慮、推敲、前思后想、左思右想、深思熟慮等等。知識重要，實踐需要知識，思考也需要知識。知識的重要完全在應用。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曾說：“知識就是力量”，他是以應用為前提的。他強調：“學問本身并不給人以運用學問的本領，這種運用之道在學問之外，是學問以上的一種智能”。在知識的海洋中要善于從實際需要去學習和掌握必要的知識，因此，認真學習知識是必不可少的。青少年記憶力強，悟性好，我很為自己在中學、 大學時代沒有抓緊時間學習而惋惜。
實踐、思考、知識三者結合的重要性，雖然我是逐漸體會到的，但實際上先哲早有明訓。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韓愈說：“業(yè)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這些名言警句我幼年就背誦過，但不甚理解，直到幾十年后才更深刻的感覺到了它。實踐、思考、知識在現(xiàn)實生活中總會有一些自然結合，幫助人們成長。我認為這只是自然成長，到一定時候便會停頓下來，不進則退，終于落后于時代。如果三者的自然結合能盡早提高到“自覺結合”則不僅成長的速度可以大為提高，而且是可以無止境的。這個轉化要以不滿足于自己的現(xiàn)狀，努力思考為基礎，能體會到三者自覺結合的作用，善于學習別人的優(yōu)點，就能在實踐中走上自覺成長的道路。
從要求自己做一個好醫(yī)生開始，我逐步走上半自覺的道路。我雖然對思考的重要性有一些體會，但對如何思考則不甚了了。當時并沒有認識到這里還有一個如何思考的問題。從重視思考到比較善于思考是我成長的第二個轉折。
1948年底，我乘飛機從美國趕回祖國，迎接解放，12月1日到達北京，已是解放前夕。那時我已從協(xié)和醫(yī)學院畢業(yè)七年了，在醫(yī)療、教學、科研方面都有了一定基礎，自以為已經具備了做好醫(yī)生的條件。1949年起我在思想政治上開始發(fā)生巨大變化，對我后來的成長有根本性的影響。限于篇幅，這里就不多談了。
1949年夏，我參加了教育工會所組織的哲學學習班，學了三篇著作：《社會發(fā)展簡史》、《實踐論》、《矛盾論》。學習時間雖然不長，卻為我的人生觀、世界觀的轉變奠定了基礎，開始懂得了如何進行思考，對我加快成長起了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之前我基本上處于學習、準備階段。在醫(yī)學、教育、科研方面的微小貢獻都是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事，無不得益于那次開始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學習。這將在下面的具體工作中談到。
工作中的體會
一、臨床工作
長期以來我的主要工作是做醫(yī)生，先是外科醫(yī)生，后來兼作泌尿外科，1960年以后才專門從事泌尿外科工作。
我認為做一個好醫(yī)生要不斷從三方面努力。一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有高尚的醫(yī)德；二是有精湛的醫(yī)術，能解除病者的疾苦；三是有服務的藝術，取得患者的信任。關于第三點一般人并不很重視，不認為其中大有學問。我感到有經驗醫(yī)生的突出之處就在這第三點上。
醫(yī)生直接為人民服務，而且是為每一個人最寶貴的健康服務。如果不重視服務對象的特點，個人的心理狀態(tài)，不理解同情和解除患者的疾苦及精神負擔所在，很難說是一個好醫(yī)生。患者的信任是取得良好診治效果的需要，取得信任是以高尚的醫(yī)德和精湛的醫(yī)術為基礎的一種藝術。醫(yī)生的言談舉止隨時都在影響患者，這種藝術是在臨床實踐中通過認真觀察和思考才能獲得的。醫(yī)生觀察患者、分析病況；患者也在觀察醫(yī)生，對醫(yī)生作出判斷。
醫(yī)生分析病情要隨時注意自己的分析與患者實際情況的差距，保持清醒的頭腦。一般來說，病況變化與自己的分析相符時更要警惕，因為初步符合并不一定說明分析正確，應繼續(xù)觀察，否則便可能出現(xiàn)以錯誤的分析作為基礎，進一步判斷，造成更大的錯誤。當原來的分析出現(xiàn)錯誤時要認真尋找錯誤的來由。診治中的錯誤大致有以下幾種可能：資料收集不完全，知識不足，主觀
片面性。特別是主觀片面性，在分析錯誤的來由時還可能有主觀片面性。從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極為重要，要“吃一塹長一智”，還要努力借別人之塹長自己之智。
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就更能懂得事物的復雜性，思考中要注意多方面因素。思考就要按“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要求去尋找主要矛盾，去發(fā)現(xiàn)內在聯(lián)系，努力把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階段。醫(yī)學科學發(fā)展很快，每個人都需要更新知識，應用新知識同樣需要唯物辯證法指導。運用唯物辯證法是一個長期的學習過程，本身也有實踐、思考、知識的結合問題。
下面以臨床科研和教學工作為例，說明當時對有關問題的考慮過程和其中得失。
二、臨床科研
1、腎結核對側腎積水問題。50年代初期，結核病是常見病，泌尿外科住院病人中腎結核約占1/3。當時雖已有鏈霉素，但進口量很少，價格昂貴，晚期病人又不能依靠藥物治愈。臨床疑為腎結核的病人，以尿中查出結核菌為確診依據。證明為腎結核后，要確定是單側腎結核還是雙側腎結核。單側腎結核應切除病腎，依靠另側的健康腎維持生命，可望治愈。雙側腎結核的病人不能采用腎切除方法，當時還無法挽救病人。單側腎結核的病人，病腎顯示破環(huán)或無功能，另側腎正常。雙側腎結核可顯示雙側破壞，或一側破壞，另側無功能。當時開展雙側腎結核的研究時希望為不治之癥探索一種辦法以挽救病人。開始時希望尋找挽救病人生命的辦法，設想在鏈霉素配合下設計保守性的手術方法代替腎切除。我在系統(tǒng)審核診斷為雙側腎結核病人的有關資料時發(fā)現(xiàn)了新問題。對于尿內查出結核菌、雙側腎都顯示破壞的病人，診斷并無問題。但對尿內查出結核菌，一側顯示破壞而另一側顯示無功能的病人診斷為雙側腎結核則證據尚不充足。關鍵表現(xiàn)為無功能的腎在單腎結核和雙腎結核時意義不同，過去卻混淆了這種差別。單腎結核時已有證據說明對側腎正常，所以除了在見到患側破壞時可以肯定為結核，患側表現(xiàn)為無功能時也只能以結核作為解釋，否則尿內結核菌便無來源。但在一側被破壞另側腎無功能時，只能說無功能的腎有可能是結核，但尚不能肯定，因為尿中結核菌可來自被破壞的腎，另側的無功能尚須查明其無功能的原因。為了查明無功能腎無功能的原因，我在腰部作穿刺，自無功能的腎吸出尿液，并經穿刺針注入造影劑顯示腎盂和輸尿管。吸出的尿澄清，則無炎癥。如也未查出結核菌，造影顯示嚴重的腎和輸尿管積水。這個檢查方法證明了這個無功能腎確實不是結核病變引起無功能，而是輸尿管下端梗阻所致。后來又在一例原診斷為雙腎結核病人的尸體檢查中得到證明：一側有腎結核，另側腎由于輸尿口受膀胱結核的破壞引起狹窄，造成嚴重的輸尿管積水，失去功能。膀胱結核是腎結核的繼發(fā)病變。由于認識的提高，可以在一部分病人中糾正“雙腎結核”的錯誤診斷。同時也證明了晚期腎結核病人可以出現(xiàn)一種并發(fā)癥，我稱之為“腎結核對側腎積水”，針對這種并發(fā)癥我又進一步提出了系統(tǒng)的診斷和治療方法。
1954年初這項研究成果發(fā)表后，很快得到國內的同道的證實，所提出的治療方法也在各地取得同樣的療效。粗略估計，在我國大城市中每年約有數(shù)千人從死亡線上被挽救回來。該成果在俄文泌尿外科雜志上發(fā)表后也得到當時蘇聯(lián)學者的證實。這一研究是為解決實際問題進行的。研究過程未局限在原來的研究設想，而是在認真觀察、思考中發(fā)現(xiàn)了一種被廣泛忽略的錯誤認識。糾正錯誤觀念，應用新的診斷方法，明確了實際的病理改變，便可使原來誤診的病人獲得新生。
這項研究總的來說是有成績的，但工作中也有失誤。我所采用的，直接穿刺腎來取尿液檢查，并作“順行腎輸尿管造影”是當時臨床上的一個新方法，不是我的貢獻。為解決“腎結核對側腎積水”所造成的梗阻和病人的尿毒癥，我未采用腎造口術或腎盂造口術的傳統(tǒng)手術引流方法，而創(chuàng)用經穿刺針引入細塑料管，并保留在腎盂中作持續(xù)引流的辦法。尿毒癥緩解之后在進行抗結核藥物、鏈霉素治療的同時，切除患結核的腎。待膀胱結核恢復之后，進行膀胱輸尿管連接部的手術（切開狹窄的輸尿管口或作輸尿管膀胱新吻合術），解除梗阻。病人完全恢復后，拔除引流腎積水的塑料引流管。這種不做手術、經穿刺放置引流管的治療方法，實際就是七十年代開始發(fā)展的“腔道泌尿學”（Endo-uro1Qgy）的方法。我創(chuàng)用這種方法，卻未想到如何擴大其應用，繼續(xù)探討、發(fā)展，也未作報道，這樣就錯過了早日發(fā)展腔道泌尿學的機會。
2、輸精管結扎并用遠段精道灌注。我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工作是在50年代中期，其中一項重要進展是使人工流產成為計劃生育工作的合法步驟。作為泌尿外科醫(yī)生，我積極參與計劃生育的研究和推廣工作。1956年某個星期六，林巧稚教授和我在協(xié)和醫(yī)院圖書館相遇，她說：“計劃生育工作我管女的，你管男的”，就在那天上午我想了一下，在男性方面，除應用陰莖套，便只有輸精管結扎術了。輸精管結扎雖簡單有效，但仍有不足，即結扎手術前已經通過結扎處，留存在遠段精道的精子仍會導致受孕；需要五六個星期或數(shù)次排精之后才能有
絕對避孕的效果。我突然想到這個問題不難解決，要在作結扎手術時，當顯露輸精管、切斷輸精管尚未結扎之前，先用殺滅精子的溶液灌注遠段精道便可使手術立即達到避孕的目的。想到這里，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解決了，因為這種想法完全合乎科學道理，簡單易行。我用兔子進行實驗研究，證明完全可行，而且不一定要用我最初采用的1/10，000醋酸苯汞溶液（殺滅精子的藥物），用蒸餾水即可將殘存的精子經射精管沖洗到膀胱，隨尿排出。而且因滲透壓的作用蒸餾水可使精子破裂。對這項技術改進，我起初并未感到其實際意義，也未發(fā)表論文。后來看到這個改進可使接受手術者不必再采取其他方法避孕，便于1958年在《中級醫(yī)刊》上作了簡短的報道。重慶李順強醫(yī)生把輸精管結扎術簡化為一種注射方法，他稱之為“經皮穿刺輸精管粘堵術”，把手術簡化成為一種非手術的注射方法，對推行男性計劃生育工作極為有利。雖然這種注射方法成功率較高，但仍有少數(shù)失敗者，因在個別情況下穿刺針并未進入輸精管，使粘堵失敗。在一次計劃生育技術討論會上我向李順強醫(yī)師建議：在穿刺輸精管，尚未注入粘堵劑前，先應用我所設的遠段精道灌注，在灌注液中用有色物質，一側放入一滴美蘭液，另側放入剛果紅液。完成粘堵術后，從受術者的尿液顏色判斷兩側穿刺是否正確無誤。尿為紫色時證明兩側穿刺正確，只呈現(xiàn)一種顏色表示相應的一側失敗，尿呈淡黃色即表明雙側失敗。根據實際情況，作補充的經皮穿刺。李順強醫(yī)生在實踐中證明了這種方法的實效。世界衛(wèi)生組織和國外學者對經皮穿刺粘堵和應用帶色精道灌注液確定穿刺是從實際工作需要出發(fā)，一經考慮便發(fā)現(xiàn)確有改進的需要和可能。輸精管結扎術已有百年的歷史，竟未有人予以改進，這是因為始終未對這個“標準化”的手術予以注意。我所采取的遠段精道灌注術曾用英語寫過報告，1974年美國一位醫(yī)師也設計了同樣的方法，并寫了報告。看來應該改進提高和可以改進提高的問題還有不少；等待發(fā)現(xiàn)、發(fā)明的問題還在等待著“有準備的頭腦”。
3、腎上腺髓質增生問題。這是與前面兩項經常遇到的問題不大相似的學術問題，但也頗具啟發(fā)性。腎上腺髓質增生是一種罕見的病變。1960年我在診斷為嗜鉻細胞瘤的一位病人手術時，發(fā)現(xiàn)病人并無嗜鉻細胞瘤，而在病理檢查中證實為腎上腺髓質增生。過去對腎上腺皮質功能亢進我有一定經驗，手術治療過多例由于腎上腺皮質增生或腫瘤引起的皮質功能亢進。對于腎上腺髓質亢進，我雖有治療嗜鉻細胞瘤的經驗，但卻從未聽到腎上腺髓質增生。遇到該例腎上腺髓質增生后，我便遍查文獻。內分泌書籍中或者完全不提這類病變，或者明確表示臨床上不存在腎上腺髓質增生這種病變。但在文獻也有四篇報道中介紹了六例腎上腺髓質增生的資料。我所遇到的病人，不僅病理上證實為腎上腺髓質增生，而且在切除一側腎上腺和刮除另側腎腺髓質之后，病人得到恢復，原來多次出現(xiàn)的高血壓危象，不再出現(xiàn)。我深知確定一種病種是一個十分困難和復雜的臨床研究，但既然遇到這樣的病例，就不能輕信“臨床上不存在”這種病變的看法。1949年我開始處理腎上腺外科疾病時除了閱讀有關需要手術治療的腎上腺疾病的專著外，也閱讀了神經外科奠基人柯興（Harvey Cushing）的傳略。柯興是腎上腺皮質功能亢進癥的最早描述者，后來的柯興氏病和柯興氏綜合征都以他的名字命名，而他確定柯興氏病時，自己只有兩個實例的實際經驗。這一事實對我是很大的鼓勵。我開始對“腎上腺髓質增生”認真觀察，詳細隨訪我所治療的病人。在1960年至1977年的17年中我積累了17個病人的經驗。這個數(shù)字說明這個病癥的罕見程度。大部分病例是在“文化革命”期間收集的，所以并無可能再收集應當收集的資料。但僅就病理檢查和治療效果使我越發(fā)感到這個病變確實存在，即使是極為罕見的。1977年、1978年我先后以中文和英文發(fā)表了這個病變屬于一種獨立的罕見病變。1979年美國泌尿外科年鑒收入了我的論文，并在“編者按”中指出所報告的內容極為獨特，有待其他醫(yī)學家的證實。其后數(shù)年在國外也出了關于這個病變的報道，但多數(shù)病例是作為“多發(fā)性內分泌腫瘤病”的一部分出現(xiàn)的，只少數(shù)病例作為獨立疾病出現(xiàn)。我于1983年對我原來報告的17例中的15例（2例病人來自國外，一為阿爾巴尼亞人，一為越南人，無法隨診）再次復查，平均隨訪時期為12年，無一例出現(xiàn)其它內分泌的病變。我報告了我的隨訪結果，提出腎上腺髓質增生看來有兩種類型，一是“單純型”腎上腺髓質增生，一種是“多發(fā)性內分泌腺腫瘤病”中的腎上腺髓質增生，并且腎上腺髓質增生是腎上腺髓質嗜鉻細胞瘤的前期病變。我長期隨診的15例中，無一例出現(xiàn)嗜鉻細胞瘤。1985年我在國際外科學會年會上報告了我的研究論文。與會者有相當熱烈的討論，其中一個美國學者提出的一個觀點與我最初發(fā)現(xiàn)這種病變的觀點相同。他說：腎上腺皮質功能亢進可來自皮質腫瘤或增生，所以腎上腺髓質功能亢進除來自髓質腫瘤外，也可來自髓質增生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國外報道的單純性腎上腺髓質增生少于作為“多發(fā)性內分泌腺瘤樣疾病”一部分的腎上腺髓質增生。腎上腺髓質增生雖然極為罕見，但認識和發(fā)現(xiàn)這個病變的過程仍是實踐、思考、知識三者結合的產物。
三、教學工作
1946年我作為一名講師在北醫(yī)開始參加教學工作，對實習醫(yī)生、住院醫(yī)生進行培養(yǎng)。這種教學工作并無困難主要是在臨床實踐中培養(yǎng)他們的臨床思維能力和一些基本診治技能。后來承擔外科學和泌尿外科的課堂教學，逐漸感到教學、培養(yǎng)青年的責任重大，而講好課很不容易。我多次參加衛(wèi)生部組織的教育改革討論，制訂教學計劃，教學大綱，交流教學經驗等活動。當時一個突出矛盾是課程門類多，教學內容多，教學課時少，教學效果差。教師普遍要求增加自己學科的課時數(shù)。教師在課堂上一般都采用“滿堂灌”的教學方法，學生則是埋頭記筆記，課后對筆記，唯恐遺漏了教師所講內容；而結果卻是知識記不住，本領學不到。
通過幾年的教學工作，我在實踐中逐漸弄清楚了以下幾個問題，改變了講課的指導思想，取得了一些效果。
1、對象問題。講課當然要看對象，是本科生、進修生、還是研究生。這應該說是很明顯的道理，但卻相當普遍地未受到注意。對象的不同，已掌握知識的多少不同，但最根本的是他們的實踐經驗和思維能力有很大差異。 掌握更多的知識，能夠運用更多的知識。如果只是增加傳授知識的內容，當然不能達到掌握更多知識、提高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目的。當時普遍存在的問題是把本科生當作進修生來教。
2、教學目的。如果沒有弄清楚對象、教學目的當然也不會明確。某一專業(yè)的教師在教醫(yī)學生時，往往以培養(yǎng)自己專業(yè)醫(yī)師的要求進行教學。我在教泌尿外科課程時，對18-20個學時的課程安排曾經反復考慮。開始也曾無從得知在這樣少的課時內介紹泌尿外科的目的是什么？學生畢業(yè)之后是否從事臨床工作尚不肯定，即使從事臨床工作，也未肯定是哪一個大專業(yè)范圍，更不要說亞專業(yè)了，全班100多名學生中也未必有一人將來從事泌尿外科工作。最后我認為對醫(yī)學生的講課首先是要幫助他們對如何做醫(yī)生，如何進行臨床思考有正確的理解。各個學科的教學都要圍繞這個中心目的進行，泌尿外科課程雖然要介紹泌尿外科內容，但只是用這些內容來進一步說明臨床診治的一些基本原則，泌尿外科的內容只能作為一個方面的例子，并不是教學生做泌尿外科醫(yī)生。講課必須和實習結合，而在泌尿外科，最多只有三四次見習，根本不可能通過見習去理解泌尿外科的內容。如果以泌尿外科內容作為例子，則不論學生在哪一科實習或見習，都可以在接觸實際中悟到診治的要點，還可幫助他們記住一些必要的泌尿外科知識。這不是我的主觀推斷而是在10年、20年、30年后一些聽課學生相當普遍的反應。他們往往說：你在50年代或60年代所講的某一內容我至今還記得。我自認為這是一條成功經驗。當然，各個專業(yè)如何利用專業(yè)知識來達到提高學生的工作能力，不會是一樣的；關鍵是要考慮這樣的指導思想是否正確。
3、教學方法。講究教學方法才能更好的達到教學目的。杰出的臨床醫(yī)生，有造詣的醫(yī)學科學家不一定是好教師。我認為對醫(yī)學科學來說，做一個好教師要從三方面努力：一是科學的內容；二是邏輯的展現(xiàn)；三是藝術性的表達。 科學內容包括內容的精選，切忌“傾囊相贈”，要少而精；少是為了精，精選當然要結合對象的特點，服務于教學目的。邏輯的展現(xiàn)是針對羅列內容，平鋪直敘而言。為了達到教學目的，所講內容總是有聯(lián)系的，要重視邏輯的安排內容，有起有伏的展現(xiàn)出來。講課中內容安排得好，有利于聽講者理解和記憶；這在備課中應占重要地位。藝術性的表達是不可少的，精彩的內容要靠表達打動聽者，以便所講內容鉆進學生耳朵、印在腦海。藝術性的表達實際上也包含講者與聽者思想的交流，聽精彩的講課是一種享受。面對上百位聽課者，講課不僅可以看到聽者的反應，而且有時甚至可以知道下面的交頭接耳的原因，及時加上幾句有針對性的話，便可取效果。講者的講是為了聽者的聽，又必須同時給予聽者以思索的機會，以便聽者在聽和想的結合中理解，這樣更容易記住所講的內容。要講好一次課，講者必須真的弄懂全部內容，并且探索難于理解的內容的講授方法。所以說教學確實是講者的一次提高。也就是“教學相長”。
上面所談成長體會，談的都是業(yè)務方面的成長，而業(yè)務上的成長是每個人整個成長過程的一部分，離不開思想政治上的成長，離不開自覺的世界觀、人生觀方面的確立。上面分別談到了臨床、科研和教學工作，其共同之處就是都要有一個理想，一個目標，并去努力實現(xiàn)。我是從做好醫(yī)生的目標開始的。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對泌尿外科工作的目標是編寫我國自己的泌尿外科書籍，出版我們自己的專業(yè)雜志，成立泌尿外科研究所，成立我國自己的泌尿外科學會。這些在同道的集體努力下都實現(xiàn)了。總的來說都是為了解決疾病的防治，提高學術水平，培養(yǎng)專業(yè)人才。團結協(xié)作，相互促進是完成所有工作的重要基礎。我感到十分幸運，五十余年的工作中，不僅我所在的單位，而是我國整個泌尿外科界，始終是比較團結的。我深信只要維護和發(fā)展這種以國家為重、以學科的發(fā)展為重，我國泌尿外科必能以更快的速度前進。
